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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口岸往事》 近代通商口岸版的“清明上河图”

建国前上海法租界的欧洲妇女和中国百姓。 图/视觉中国

1937年,淞沪会战期间,日军伊滕部队行进在上海共同租界(英美租界)中。 图/视觉中国

《口岸往事》

作者:(英)吴芳思

译者:柯卉

版本:新星出版社 2018年5月

华洋杂居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大特点,西方人按照条约规定,在中国开放的口岸城市及上海、天津、汉口等地的租界中,自由地居住了上百年。西方人的活动重塑了他们所在城市的格局,也改变了很多中国人的观念。如果想要了解西方人在华生活细节及他们对中国的影响,吴芳思(Frances Wood)的《口岸往事:海外侨民在中国的迷梦与生活1843-1943》(原书名直译应为《华人与狗不得入内:1843-1943年间中国通商口岸的生活》,堪称首选。

相比于费正清、史景迁、魏斐德等美国汉学家,英国人吴芳思在中国的知名度不算高。她上世纪70年代末曾在北京大学留学,后任大英博物馆中文部主任,负责管理包括1.4万件敦煌经卷在内的中文典籍,有人称其为“大英博物馆掌管中国历史的人”。利用这些材料,吴芳思写下在海内外颇有影响的《马可·波罗真的到过中国吗?》《丝绸之路2000年》等书。而这部《口岸往事》则通过搜集整理大量侨民的回忆录、笔记、日记,描述了百年间海外侨民在中国的斑斓生活。

侨民在中国的舒适与“磨难”

对于通商口岸,如果仅看教科书的话,我们很容易留下一种印象,即中国只是在签订《南京条约》《马关条约》等“不平等条约”后,开放了广州、厦门、杭州等十几个口岸。事实上从1842年“五口通商”,中国主动或被动开放的口岸达104个,加上胶州湾、威海卫、香港、澳门等租借地、殖民地,中国全境至少曾有110个城市可供外国人自由通商、居住。

不同于那些聚焦上海、广州、天津等地的同类书籍,吴芳思在《口岸往事》中关注了更多相对较小的口岸,比如汉口、厦门、宁波,乃至牛庄、北海、喀什,多少都有涉及。西方人出于工作、经商或者传教的目的,来到这些陌生的口岸,想着继续原有的生活。在天津、上海等地,他们建起俱乐部、音乐厅、网球场、图书馆,很多开在口岸的公司里还设有酒吧。中上层的西方人由此过上舒适生活,即使在沈阳,也能享受到新年化装舞会带来的欢乐。

然而,西方人在中国的百年际遇并非一帆风顺,他们19世纪中期初来乍到,就陷入了难以想见的困境。比如,最初来到厦门的西方人发现,那里“曲折狭窄的街道,透过凹凸不平的石板路的裂缝,能够清楚看到下面的污水沟……每走一步,就会有无比的恶臭热情招待你的嗅觉。”于是厦门的西方人只好去往鼓浪屿,以至那里后来出现了13国领事馆。在宜昌,由于民众抗议,英国的第一位领事W.E.金不得不一度把领事馆建在长江边的几条船上。

很快,这些西方人发现,当他们定居下来后,所要面临的问题竟越来越多。在中国南方潮湿炎热的天气里,普通木材打造的家具,会成为白蚁的“大餐”;在旅馆洗澡,常常会被好奇的中国人围观;从江里打上来的水,不仅必须煮开,还要用砂砾、细沙、木炭过滤,才能保证饮用安全。现代医疗服务尤其难以获得,牛庄(位于辽宁省西部)的英国领事密迪乐手枪不慎走火,射中了自己大腿,从天津赶来的医生,在路上花了11天,才见到这位伤者。

在西方人的回忆中,经常被提及的还有他们的中国仆人——“这些故事的主题仍围绕着他们从其他外国家庭借东西的习惯、不讲卫生,以及"爱占小便宜"。《口岸往事》一书中举了不少让人啼笑皆非的事例,比如一名上海侨民有一个会做蛋糕的中国厨师,侨民以为厨师是用他精心采购的裱花袋,制作了美味的糖霜,谁知厨师当众公布“秘诀”:"我用了一只旧牙刷。"当看到他们脸上露出惊愕的神情时,他继续说道,"噢,先生,不是主人的牙刷,是我自己的一柄旧牙刷。”不知道当时在座的客人们听到这些话,会是怎样一番心情呢?

不管遇到多少困难,这些西方人都还是希望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享受生活,至多和中国仆人打打交道,但动荡的现实,让他们的愿望几乎无法实现。在《口岸往事》中,吴芳思记叙了太平天国事件、义和团事件、辛亥革命、军阀混战,及抗日战争中,西方人的惊慌与应对。

当革命来临时,成都的侨民们躲进一座尚未完工的医院,并且自制了降落伞,准备在危急时刻用它跳下城墙。动荡并没有随着政权鼎革而结束,在公使馆任职的台克满说,“革命之后,地方政府崩溃,法律与规则大规模荒废,造成的局面就是,在许多地方冒险上路,想不遇到匪帮近乎不可能。他们抢劫、杀人或把人掳走,索要赎金。”我们知道,在著名的“临城火车大劫案”中,孙美瑶率领他的“山东建国自治军”劫持了超过100名中外旅客。

西方人在中国的特殊存在,终结于日本侵华。1937年,日军攻陷天津、上海,开始封锁并侵入租界;四年后,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,留在中国的英美等国侨民,被日军关押到潍坊集中营。1943年,作为盟国的英美率先宣布废除“治外法权”,向中国归还租界。于是当那些被囚禁的西方人重获自由时,他们惊讶地发现,想回到过去的生活已不可能。

吴芳思引用的西方人回忆录、日记、书信多达数百种,她从中摘录出西方人在中国百年间方方面面的生活细节。从中,我们能看到西方人在中国过得并不美好的那一面。

西式生活加速中国巨变

从1843年到1943年,西方因素在精神、物质两方面,加速了中国巨变。那些在中国各地口岸活动的西方人,自然也在有意无意间,影响着身边的中国人。

从《口岸往事》中,我们可以看到,西方人在中国,先是将他们的治理方式移植了过来。在上海、天津等地租界,西方人组织“工部局”(相当于市政委员会),实行地方自治。吴芳思解释说,“虽说召集者常常是总领事(通常是英国),抛开这一点,工部局就是完全的独立机构,颁布规章制度和复杂条例之时,不必特别提及中国政府和母国政府。”1927年,在打出“反帝”旗号的北伐战争后,各地工部局中开始出现华人董事,参与租界管理。

书中提及的一件事足以证明工部局的独立性——1939年,几名抗日人士在天津英租界被捕,英国工部局出于保护商业利益和侨民安全的考虑,主张将这些人交给日军;在重庆代表英国政府的驻华大使则表示反对,指出他们“是抗日分子无疑,但此事按照英国法律并非犯罪行为。”最终在日军封锁的压力下,工部局将这些抗日人士交给了设在北平的伪政府。

相比之下,西方人对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影响更为明显。《口岸往事》中特别举了一些上海买办的例子,这些人通过经营现代企业,实现财富积累后,全面接受西式住房及饮食。但另一方面,他们也保持诸多传统,“在他们的房子中,黑色木头打造的厚重家具、盆栽植物、中国大瓷瓶或景泰蓝大瓶一应俱全”。甚至,不少过着西式生活的人,依然会纳妾。

当然,西方人在这些口岸,也给中国人留下了很多不好的印象,外滩公园那块著名的“华人与狗,不得入内”木牌即是其中之一。按照吴芳思的解释,不许华人和狗入内,只是公园管理规则诸多条目中的两项,其他还包括不准采花、不许骑车等。

对此,中国学者也早有研究。1994年,薛理勇在《世纪》杂志发表文章,称“华人与狗,不得入内”的故事“缺乏根据”,乃是“编造一个史实去哗众取宠”。后来熊月之、吴恒等就此详查史料,得出的结论和吴芳思一致,认为这句话是由工部局对游园者的诸多规定中“提炼”出来的。而所有号称见过这块牌子的人,在回忆中留下的说法都有所不同,包括“犬与华人不准入”“狗同中国人不许入”等。由此推断,那块著名的木牌当并不存在。

现在,无论中国人如何看待西方人在口岸生活的这段历史,都不能否认他们的影响。如吴芳思在最后一章《条约口岸的遗产》中写到的那样,“尽管条约口岸的外侨离开了。但是提示他们存在的实物留存下来。”不错,上海、天津、鼓浪屿的那些“小洋楼”,如今既是中国游客体验异域风情的便利选择,也是当年那些居华西方人曾经存在的见证。

总的来说,吴芳思这本书的优点和缺点同样明显,优点是细节丰富,能让读者充分感知到当年西方人在中国的生活状况;缺点则是记叙凌乱,全书名义上以时间为线,但其实没有一个贯穿的主旨。当然,《口岸往事》的意义也不在于阐释了什么有关西方人在华的新观点,作者的过人之处在于,她极具创意地为读者绘制了一幅近代通商口岸版的“清明上河图”。杨津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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